权益类基金表现不及指数

为此，宜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删除不兼容相关规定，由《反垄断法》统一调整。

内地机关、组织和人员在特别行政区遵守法律。[44] 徐加喜、姚魏：《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质询权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0期。

在所有这些规则中，宪法条款当然是根本。特别行政区可与内地司法机关通过协商进行司法互助。2010年6月起，深圳、厦门、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先后扩大范围，经济特区和所在市的行政区划才终于实现重合。在内地港澳关系中，矛盾着的是被地理空间分开的内地社会和港澳社会，它们各自的经济成分比例、社会生活方式不同，即便如此，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不断壮大的内地社会主义经济。《中葡联合声明》也有类似的表述。

对大湾区治理结构的完善，若涉及对港澳法律制度的重大改变，将有赖于全国人大基于宪法第二条的授权。其二是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关系（内地港澳关系）。诚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道德伦理关系中恶的对立有不同的界定,我们以今天的道德伦理观念或许不赞同过去的道德伦理观念,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道德伦理观念,不能用今天的道德伦理观念去否定过去的道德伦理关系的历史合法性,更不能因否定过去的道德伦理进而否定用法律的手段制裁、调整道德伦理关系中恶的对立的必要性。

加之您此次如此具体尖锐的批评,在当下学术界已非常鲜见了,这让我尤其感动。拉拉杂杂地写了这些,只是为了与您交流,倘有不恭,还望海涵!仍然期待您的宝贵意见。如是推演下来，不仅会把西方法学所取得的历史成绩连带着一笔勾销，而且也无法找准当下西方法学的真正病症之所在。上面提到的这些论者，尽管都在呼吁中国拥有属于自己的法学思想及相应的法律秩序，但他们都没有直面专属于中国的法制传统，即大著所聚焦的中华法系。

做得好不好,可不由我来说。是有这样的嫌疑,这是我今后要更加注意的。

于是就有了双重的形式。从学理脉络上看，庞德那里的morals，与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Sittlichkeit）含义指向大致相同，是与当代政治哲学所讲的善（the good）一脉相承的他们强调，习惯作为现代国家中法律的对立物，会不断受到现代性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但永远不会消亡。在对非洲巴罗策洛兹部落的司法研究中，格拉克曼运用马林诺夫斯基与布朗所提倡的参与观察方法，聚焦于洛兹部落习惯功能的文化阐释。

他认为，这不但是对部落社会习惯与习惯法历史关联的有意切割，还扭曲了部落习惯本身的线性发展史。习惯变成习惯法，既有可能是内在原因所致，也有可能是外在原因所致，还有可能是内在原因与外在原因共同作用所致。习惯的规范阐释范式便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马林诺夫斯基虽然没有系统阐释习惯的功能，却注意到习惯有无文化功能作为论题的价值。

他们在运用历史阐释范式时，并非如早期法人类学家那样机械地以习惯法为中心。这一学说可在古罗马法知识传统中找到渊源。

在《牛津高阶学习词典》中，禁忌被定义为一种与宗教或社会有关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是被禁止的，因为它与社会规范或宗教信念相违背。以梅莉所记录的斐济族群的布鲁布鲁习惯为例，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经验上，学界似乎都难以理解该习惯的合理性。

20世纪初，法人类学诞生伊始，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学者，对当时学界有关习惯的概念认知提出批判，为习惯概念赋予了法律性意义元素。汉代之后，习惯开始替代习贯出现于各种文献之中，但习贯并没有完全消失。所以在波斯特马（Gerald J.Postema）看来，从社会而不是文本中观察习惯，无疑更为妥切。从习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作用和意义微信民族志时代的习惯与习惯法国家治理中习惯与法典的关系等新兴论题的讨论中，同样可以获得习惯本质的认知。（三）规范主义范式及其缺陷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英美人类学界与法学界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一是人类学家所撰写的部落法学与原始法学作品，经常出现于主流法学刊物上。因此，对习惯的概念进行论述，应该从经验出发，厘清作为事实的习惯的生存场域。

 摘要：习惯在中西古代文献中有着不同的表述及意义内涵。因此必然要求对部落社会习惯的规范阐释，要兼顾习惯所生存的社会场域的历史。

面对这些挑战，极具逻辑性的臆测固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界对习惯的认知渴望，但在本质上却是不科学的。霍贝尔在对爱斯基摩族群杀死老人习惯的记录中提到，一个年仅十二岁的男孩被其年老的父亲叫到身边，被要求用刀迅速地刺进他年老的父亲的胸口。

因为，对习惯的经验观察，一般践行的是现在进行时，即人们只能观察到习惯正在发挥的功能，而不能观察到习惯曾经发挥过的功能。纵观法人类学知识发展史，习惯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意义变迁：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叶，在此时期的各种法人类学著述中，习惯概念总是与野蛮、原始、部落等概念放在一起。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法人类学经历了从酝酿到诞生的过程，有关习惯的知识生产方法，亦逐渐由先前的理论分析转向经验观察。该学说以效力主义为指引，循沿习惯与法律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的内在逻辑，否定习惯和法律之间存在实质差异。纵观人类学知识发展史，习惯的概念似乎先验地内含了早期社会的意义元素，习惯的生存场域只能是原始社会，一旦社会类型由原始社会进化至文明社会，习惯就会自动消失的观点，一直有着广阔的学术市场，尽管有学者对此有所质疑甚至批判。公元13世纪，古法语的costume被中古时期的英语引入，拼写也相应变成custom，意为通常的做法、惯例，该拼写沿用至今，但词义却衍生出了海关、关税、买家等。

（二）早期法人类学家对习惯的概念论述及其超越法人类学自萌芽伊始，便对习惯有所关注。引申来说，在他们看来，习惯的本质是部落社会文化的体现。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关于习惯的各类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其间可看到习惯的功能阐释范式的广泛运用，而这离不开梅莉的力倡。规范经由制度化后会变成习惯，习惯再次制度化后，就会变成法律。

豪厄尔在对苏丹境内的努尔部落习惯法参与观察后指出，随着部落法庭的建立，原先仅在部落族群成员之间适用的努尔习惯逐渐受到了国家法律的认可，这不但让努尔习惯有了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力，还推进了习惯向法律的转变。马赫（G.Maher）在批判法学家凯尔森（Hans Kelsen）有关习惯与宪法关系判断的模糊性时强调，藉由习惯在宪法实践中作用的经验研究，可发现凯尔森对法律规范效力来源的错误认知。

此外，穆尔（Sally Falk Moore）对坦桑尼亚查加族习惯发展动力的探究，沙洛克（Martin Chanock）对马拉维与赞比亚部落族群习惯法的历史研究，德米安（Melissa Demian）对巴布亚新几内亚部落族群习惯（kastom）与英文习惯（custom）的概念关系模型分析，威鲁登（Henny Wiludjeng）等学者对印度尼西亚托拉查（Toraja）部落法庭习惯法的运行过程分析，吕志祥对藏族习惯发展至习惯法历史进程的梳理，徐晓光对侗族款约习惯法产生、形成、发展及其运作机理的研究，均运用了历史阐释范式。除了如上几位代表性学者及其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他们也是将法律多元作为论题，或是运用法学的规范分析方法，或是运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聚焦于习惯的规范阐释，如普里博多（Bono Budi Priambodo）在对印度尼西亚传统习惯与国家法关系的探究过程中，便尝试从目的与关系视角对习惯予以规范阐释，以厘清习惯与国家法的动态关系，以及习惯在印度尼西亚社会秩序建构中的作用。史蒂芬逊（Gail S.Stephenson）强调，习惯经常被学者误认为是前文字社会的法律，习惯经由长时间的实践性运用即可被视为法律。爱泼斯坦研究发现，在赞比亚铜带省城市法庭法官的司法裁判中，习惯与本土成文法经常被共同作为规范适用于纠纷裁决过程。

虽然有传统观点认为这个习惯的消失另有它因，但极有可能是被传教士苦口劝说才放弃的。禁忌与习惯之间的概念比较，必须要结合它们的适用场域来分析。

相较于习惯与禁忌的概念辨析，学界对习惯与法律的概念辨析，不但运用的进路较多，牵涉的理论更为复杂，而且还形成了三种不同学说：第一种是一元统合说。习惯与禁忌、法律的概念之间，既有紧密的意义关联，但也有明显的意义差异。

此后的法人类学研究中，经常可看到对习惯的历史阐释的范例。换言之，对习惯的概念进行论述，应以社会为中心，从经验的内在要素与经验的外在要素两个向度逐渐展开。